到梁家河两三年后，习近平已经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延川话，他与当地人一样，把土豆叫“洋芋”，把馍馍叫“酶酶”。2009年11月，他到延安考察，仍能讲一口流利的延川话。吃饭的时候，他问陪同的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能不能听懂“酶酶”是什么东西，赵乐际说不知道，他解释说：“‘酶酶’就是馍馍，白面馍馍，也就是馒头，是延川土话。”

　　他熟悉梁家河的每一条沟、每一座山，熟悉梁家河村子里的每户人家。2015年2月13日他回梁家河，即使40年没有联系的人，他一见面就能认出来，大名、小名都能叫出来。

　　他熟悉梁家河的饭菜。那天中午吃饭，他和彭丽媛与石春阳、吕侯生、张卫庞、梁玉明、王宪平等几人坐一桌，吃的都是当地的“土菜”。他给彭丽媛介绍桌上每道菜叫什么，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有什么特色。

　　插队期间，乡亲们来串门，坐在炕上，他不介意他们身上带的土是否会弄脏被褥与枕头，更不担心有人带来跳蚤、虱子。石春阳说：“像我们农村人一样，他已经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

　　掏地、挑粪、耕种、锄地、收割、担粮，别人怎么做，习近平就跟着学。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向村里人请教，渐渐地所有农活都熟悉了，成了种地的好把式。

　　习近平说：“刚开始干活时，我挣6个工分，没有妇女高。两年后，我就拿到壮劳力的10个工分。”春天给地里送粪，一担有七八十斤，他一口气能挑到几里外的山上;夏天担麦子，两大捆100多斤，10里山路也能一口气走完。

　　从张青远家搬出来后，习近平住进吕侯生家的一孔窑洞里。这时，村里开始为知青建新窑。六孔窑洞，耗时40天，习近平负责担水、和泥、抹墙。窑洞建好后，习近平住在左边第四孔，这个地方现在被称作知青院。

　　对农村里的各种活计，习近平已经干得很娴熟了。他还学会了自己捻毛线、补衣服、缝被子，带来的针线包派上了用场，尽管针脚不那么齐整，但也有模有样。他说，自己极强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习近平说：“最重要的，我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神。”

　　那些年，他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过了“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

　　他说：“我就是一个农民。”

　　梁家河教给了习近平“土”学问，习近平也教给了梁家河“洋”学问。

　　梁家河有个社员，不爱参加村里的集体劳动，游手好闲，偷鸡摸狗，被列入公社的“管制分子”名单。但他不服管教。一次，他偷队上的葱时被抓了个正着，按照当时惯常的做法，要召开社员大会对他进行批斗。所谓批斗，其实就是由社员轮着骂他。那次批斗会，习近平和雷平生也参加了。习近平没有骂他，而是一条一条跟他讲道理，要他改正错误，这名“管制分子”听了直点头。习近平和雷平生见他点头，就说：“那你唱个信天游吧。”一句话，使会场紧张的气氛化解了。

　　后来，这名“管制分子”说：“我老汉以后要向北京娃娃学习，可不敢再偷了。”习近平这种通情达理的处事办法，让梁家河人打心底里佩服：“还是北京娃娃行!”果然，这名大家眼里的“二流子”开始转变，积极参加村里的劳动，成了一名好社员。事后，梁玉明和习近平聊起这件事时，习近平说：“他只是犯了一些小错，完全可以改过来，还是可以团结的人，应该以教育为主。”

　　尊重人，帮助人，进而团结人，梁玉明觉得这个平时话少的知青不简单。此后，他遇到什么事就找习近平商量。“这个年轻人见识广，比我懂得多。”梁玉明说。

　　渐渐地，习近平住的地方成了梁家河村的中心。这个地方给梁家河人以未来的憧憬。人们喜欢到他这里串门，和他谈天说地，听他讲历史、讲外面的新鲜事。他真正成了梁家河的一分子。

　　《梁家河》第六集：我就是一个农民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习近平总书记其超乎其人的智慧与卓越的领导能力，更是完美的展现出他个人独到的魅力。

　　习近平同志身为一国之首，常人思其必定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在梁家河待了七年的习近平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七年的岁月，使得习近平与梁家河的老百姓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尽管他最后离开开了梁家河，却仍心系着那里。尤其是对梁家河的发展时刻关注着，其实不光是对梁家河，他对全国上下都是如此。